—富兰克林˙罗斯福

中国的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助推经济腾飞，但却没有避开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13年初，“雾霾”这个相对陌生的词汇，开始进入国内公众视野，一发不可收。大范围、长时间、高频次的雾霾现象，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穹顶之下，十面“霾”伏，敲响了中国环境治理的警钟，各级政府开始着力治理过去因粗放增长而引致的环境污染。

目前国内关于环境保护的讨论主要聚焦于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理念转变、环境教育和公民参与等内容，较少关注国家政治精英乃至最高领导人的角色与功能。2015年，奥提斯(OtisL. Graham, Jr.)的英文书稿《总统与美国环境》由堪萨斯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生动形象的文字，介绍了美国自本杰明˙哈里森 (BenjaminHarrison)到奥巴马，共计22位总统支持环境保护的详尽过程。当然，从整个20世纪来看，确有个别总统反对自然保护，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只是延缓或削弱了环保运动的力度而已。展望“十三五”，中国政府及领导人正在以“四个全面”和“五个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强调各界增强环保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从该书中摘录、翻译并重新整理了部分关于美国早期环保运动，特别是相关议案如何进入总统和国会视野并获得支持的内容，希望能够对中国的环保事业发展有所启示或帮助。

美国早期环保运动的起源和主要内容

美国最早的环保运动始于19世纪后期，以部分团体呼吁林业、土地等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保护为主要内容。很多人认为，西方世界开始反思传统工业化、倡导绿色运动，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一批环保类著作相继问世为标志，比如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以及随后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但实际上，美国关于环境保护运动的声音应该更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乔治˙珀金斯在其著作《人类与自然》(1864年)中就有段经典语句：“人类本质上是破坏性的力量⋯⋯，砍伐森林⋯⋯，打开山间的水库⋯⋯，折磨土地⋯⋯，残忍地对自然界中的所有部落发动战争或对抗。”

美国内战以后，大规模推进西部开发和国家建设。随着农场扩张和森林砍伐，很多动物栖息地发生了改变，特别是由于大规模猎杀诸多动物，野生物种保护开始引起人们关注。屠杀海狸、水牛、过路的鸽子、加利福尼亚的长尾小鹦鹉⋯⋯大部分猎杀者是出于商业动机，也有一些是出于运动者周末休闲打猎的爱好。后者最早发动了关于保护林业和野生动物的运动，认为需要重新植树、保护栖息地，注重可持续性。早在1844年，一家叫做纽约运动俱乐部的机构告诉当地的一家报纸，其目标和宗旨就是要保护“游戏”规则。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私人保护组织。但在1850年代，类似组织在其他州开始陆续涌现，到了1870年代，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的运动者团体和杂志数量大幅上升。历史学者约翰˙瑞格曾经计数，约有308家打猎团体和34家钓鱼团体，都不同程度地向地方或州政府施压，要求执行保护法律、遵守“游戏”保护规则、植树修复栖息地。1890年，纽约市成立了一个很小但影响很大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名叫布恩和克罗克特俱乐部(Booneand Crockett Club，以下简称BCC)，西奥多˙罗斯福(后来的美国总统)是该俱乐部的第一任主席。西奥多˙罗斯福生于美国长岛的一个地产家族，他自幼读了很多关于自然的书。在哈佛大学时研究自然历史，希望通过野外捕猎和农场生活治疗他的哮喘病，他也写过几本“自然书籍”。就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希望能够从联邦公共土地中切出一部分作为国家森林体系，对一些关键的木材资源实施保护和管理，在黄石公园(1872年)模式的基础上设想成立更多的国家公园。

19世纪后期的保护主义(conservation)，是一种社会改革运动，呼吁人们组织起来保护自然，后来又被称为环保主义 (environmentalism)，迄今已有超过100多年的历史，今天仍在继续。其范围也大大拓展，从国家森林、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到目前包括更广泛内容、各级政府层面的污染治理。

为何更早时期的美国总统和国会不太关注环境保护

更早时期的美国总统，包括华盛顿在内，为何不太关注环境保护?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无暇顾及，有更多要事亟待处理;二是自然环境资源丰富，“无需”关注。

首先，人们对美国早期历史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那个时候的总统有很多事情亟待处理，比如奴隶制度、关税、国家银行，等等，而不是土地、森林这样的自然资源的消耗和保护问题。美国230亿英亩的土地中有78%属联邦所有，最初的13个州，在联邦统一之后的10年内，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割让 2.33亿英亩土地给联邦政府。华盛顿DC的领导人，无论哪个党执政，一般都是通过战争、条约或者购买的方式想法设法获取公共土地：1903年，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5.23亿英亩;通过签约获得了佛罗里达州0.43亿英亩以及太平洋西北部地区1.8亿英亩的绝大部分地区;在与墨西哥战争的后期从墨西哥获得了3.34亿英亩;1867年购买了阿拉斯加的3.65亿英亩。同时很多农牧民、矿主和伐木工人又迫切需要土地，因此，如何将联邦公共土地转移到这些使用者手中，就成为国会重点讨论的问题，或租、或卖、或免费赠送。那时的联邦政府并没有关于这些公共土地资源的长期发展规划，主要是寻求政治目标间的平衡，促进发展、取悦选民、增加收益。

其次，从华盛顿到哈里森期间，美国总统和国会的政策谈不上是自然资源管理，也谈不上是环境保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早期的自然资源丰富、环境容量很大，问题不足以引起重视。来自芝加哥的威廉˙H˙哈里森在其《去南方致富》(1888年)中许诺，“木材供应取之不竭”。历史学家汤姆˙克拉克在其抒情诗《绿化南方》(1884)中写道：“1.47亿英亩的长叶松盘旋在大西洋和墨西哥湾，南至弗吉尼亚，西至德克萨斯，⋯⋯40万平方英里的原始森林寂静而又令人惊叹。”

此外，在那个年代，特别是西部开发的过程中，人类对未知世界和自然的探索，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意味着美国的荒野开始变成城镇、农场和花园。美国人口大规模向西迁徙、增长，刚开发时约有400万，1850年为2300万，1900年增长到7600万，迁徙到太平洋甚至更遥远的地方。总之，美国早期的西部开发是个正面而又充满英雄的故事，也是美国之梦的雏形。